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来自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的专家观点

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

　　“古籍具有特殊性，作为文物必须保护，作为文献必须为读者所用，二者存在矛盾。”——解决“藏”与“用”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古籍工作的重点，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杜泽逊说：“数字化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1月4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6家单位，在线召开了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发布了6786部（件）古籍资源，可在线免费阅览全文影像。会上，多位古籍专家学者围绕古籍数字资源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

　　古籍数字化有何迫切性？未来趋势是什么？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

　　数字化平衡“文物性”与“文献性”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图书馆把内部使用的古籍目录卡片摆在图书馆的走廊里，为了完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版本调查，杜泽逊跑到上图，查阅了十几天卡片。夏天高温，他就到馆外买一根绿豆冰糕含在嘴里，再回到馆内查卡片——为查阅古籍文献，要出差到各地，克服各种困难，这是一代古籍研究者的集体记忆。

　　“从内部使用到目录卡片放在走廊，再到数字资源挂在网上，这个进步是非常快的。”杜泽逊说，国家图书馆为首的几十家图书馆把古籍数字资源放在网上，读者不必直接使用古籍原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保护措施。此外，在线阅览不知道节省了多少人的时间、体力、财力，对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有重大贡献。

　　兼顾“藏”与“用”，古籍数字化刻不容缓。“国家图书馆从2000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将古籍进行数字化，并陆续建成数字方志、碑帖精华等专题库，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王红蕾介绍了古籍数字资源发布的整体情况。2016年，国家图书馆搭建“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发布了国图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家谱、老照片等数字资源，以及天津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许多馆外古籍和海外征集古籍资源。2021年疫情期间，读者远程访问需求增长，为回应读者的“急难愁盼”，“中华古籍资源库”实现了免登录阅览。资源库上线、免登录阅览被学者称为惠及学林的两个重要节点。

　　2007年以来，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开展，各地图书馆陆续投入人力物力，大力推进古籍数字化。苏州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接晔介绍，截至目前，苏州图书馆已完成数字化古籍1496部，容量达16.12TB。

　　据了解，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先后联合39家单位发布古籍资源2.8万部（件），此次是第七次联合发布，6家收藏单位新增发布古籍资源6786部（件），不仅有明清版刻、稿抄本古籍，还有碑帖拓本等特色资源：新增国家图书馆藏古籍数字资源1075部19.2万叶，主要为年谱类、目录类古籍；天津图书馆发布馆藏稿抄本文献165种655册；南京图书馆发布了“清人文集数据库”，共收录清人文集399种，以全本彩色扫描的方式制作成数字影像；云南省图书馆发布馆藏善本63部381册，图像50604拍；苏州图书馆发布馆藏古籍数字资源888部；中山大学图书馆发布了一批颇具该馆特色的碑帖文献数字资源。

　　本次资源发布后，全国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达到13万部（件），其中，国图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超过10.2万部（件）。王红蕾说，“中华古籍资源库”已成为全国古籍资源类型和品种最多、体量最大的综合性资源共享发布平台。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杨海峥感叹，从2016年到现在，陆续推出了13万部（件）古籍数字资源，对于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线查阅免去了往返奔波各家图书馆的时间，缓解了古籍“藏”和“用”之间的矛盾，平衡了古籍的文物性与文献性。

　　古籍资源既要“用得上”，还要“用得好”

　　2022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实施《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正是四项重点实施工程之一。近年来，全国古籍登记工作让3000万册件古籍有了“身份证”，未来，让更多古籍“上线”与读者见面，将是我国古籍工作的一大重点。

　　“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制作与发布，其实是回归到古籍作为书籍文献本来的性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说，以往，人们说学术的繁荣与学术资料的新发现有关，这种说法是忽视了存世的大量古籍，存世古籍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可以预见，连续的古籍资源发布，将带来宏阔的学术气象。

　　古籍数字化平衡了“藏”与“用”的矛盾，让古籍资源“用得上”，未来，更要“用得好”。学者们对古籍数字资源的深度利用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

　　浙江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晨认为，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可以更好地呈现资源的利用价值，接下来，可以进一步就已发布的资源进行深度揭示，进一步打通资源和发布平台，提供一站式检索，将资源聚合起来，这样的利用效果会更好。刘蔷也表示，期待能有一个与古籍数字化资源相匹配的古籍数字目录，以便实现一站式检索。

　　杨海峥认为，目前古籍数字化发展迅速，百花齐放，各类数据库和古籍数字化平台纷纷涌现，多样化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很大便利，另一方面也应进行协调统一，建立更加规范的数据规范标准，使得古籍数字化的资源有保证，达到方便使用的学术水准。杨海峥说，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专门强调要“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国图联合全国古籍存藏单位把古籍数字资源进行统一与整合，形成公益性平台，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是未来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汇聚、开放、共享，古籍数字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杜泽逊说，“期待发布更多的数字资源，最终达到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全部数字化。”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09版）

韩保江：多点发力，共促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六个必须坚持”、 国际科技合作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韩保江：多点发力，共促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韩保江表示，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需要系统思维、多重用力、多管齐下。首先，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什么时候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摆正了、抓好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顺利。其次，必须突出“稳增长”，从需求侧看，培育由提高供给质量、优化分配格局、健全流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等共同组成的完整内需体系；从供给侧看，要按照“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的总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形成驱动经济增长的合力。再次，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避免政策“冲突”，打好政策组合拳。最后，必须加快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各级政府和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容错、纠错机制，科学厘清中央和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事权、财权责任，依法保护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产权，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勤劳创新致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积极性凝聚起来。

　　摘编自《光明日报》

　　【彭菊花：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彭菊花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一方面，文化自信自强为我们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重要支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我们要深刻把握文化自信自强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系，不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另一方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我们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把文化建设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支撑，更加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同时，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紧紧围绕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个重要目标，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摘编自《人民日报》

　　【韩庆祥：把握 “六个必须坚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韩庆祥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从6个方面作了概括和阐述，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六个必须坚持”是一个环环相扣、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在实践中继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遵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持和运用好的立场观点方法。其一，根本立场是“坚持人民至上”。新征程上，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其二，立足基点是“坚持自信自立”。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且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其三，科学态度是“坚持守正创新”。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要悟透守正创新的丰富内涵；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要进一步推进“两个结合”。其四，理论任务是“坚持问题导向”。我们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其五，思想方法是“坚持系统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遇到的问题大都是系统性问题，必须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其六，世界眼光是“坚持胸怀天下”。解决中国问题既要立足中国，也要放眼世界，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中国问题置于人类发展进步潮流中进行思考谋划。

　　摘编自《经济日报》

　　【王文君、李宏：正视机遇和挑战，多措并举构建国际科技合作新格局】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王文君、李宏认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出现疲软，科技领域因而呈现国际合作与竞争交织并存的复杂态势。一方面，新技术、新突破及其催生的新应用、新体验正不断改变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社会对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需求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又面临着一些国家意欲限制其竞争对手发展的“单边主义”和“阵营化”行动的挑战。未来，我国应继续倡导合作、共赢、团结、包容的开放精神与理念，与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是站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打造我国国际科技合作新格局。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应加强统筹谋划，以开放、团结、包容、非歧视的姿态开展合作，构建人才、技术、项目、平台等方面全方位、深层次的国际合作格局。二是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拓宽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之路。瞄准全球主要创新大国和关键小国，精准选择合作领域，开辟多元化科技合作渠道；面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推广转移具有“适用性”或“包容性”的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重新布局合作伙伴，构建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体系。三是激发科研要素流动活力，提升开放环境及国际合作的专业化保障服务能力。为科技人才出入境提供便利，推动外事服务、外国人才服务、法律咨询服务等科技保障类工作更加专业化、国际化，为集聚国际人才和国际创新资源营造富有吸引力的环境；联合各国的相关科技管理机构，共同打造系列国际科技合作传播产品，在全球范围讲好“中国科技故事”。

　　摘编自《科技日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